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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鑫:中国人为何更“恋母”
2014/11/24 11:34:35 互联网-佚名   我要评论0

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,说国内的心理学家发现,中国人的记忆与西方人不同,不仅具有“自我参照效应”,而且同时具有“母亲参照效应”。

通俗点说,就是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,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,此为“自我参照效应”。比如,我逛街丢了钱包,你逛街也丢了钱包,你告诉了我。但是过段时间,我丢钱包的事情,我记得清清楚楚,而你丢钱包的事情,我不怎么记得了。这种“自我参照效应”,东西方人都一样。不过现在发现,中国人除了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好,对与母亲相关的信息,也会记得格外好。就是假如母亲逛街也丢了钱包,“我”是中国人,那么“我”会像自己丢了钱包那样记得母亲丢了钱包;而如果“我”是西方人,那么母亲丢钱包,跟总统丢钱包差不多,都不会像“我”丢钱包那样,让“我”记得牢靠。

对西方人而言,“母亲”与“总统”的概念是一样的,都不及与“自我”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。而与西方大相径庭,在中国人的“自我”中,母亲的地位和“自我”相同,中国人具有独特的“母亲参照效应”。

为了找到更多实证,心理学家又做了脑成像研究,结果找到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。研究发现:对中国人而言,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,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;但对西方人,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。这说明中国人的“自我”与“母亲”,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,彼此形影不离;而西方人的“自我”与“母亲”,是分开住的,好像“路人甲”与“路人乙”。

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个课题,心理学家又特别把研究对象,换成同时具有东西方特质的香港人。结果,有了更加神奇的发现——香港人的“自我”,会根据文化情境的转换而转换。在研究者提示中国文化元素后,香港人的“自我”与“母亲”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;而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,香港人的“自我”与“母亲”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。多么可怜的香港人,怪不得与“祖国母亲”一会儿形影不离,一会儿又像路人甲乙……

造成这个现象的主因,心理学家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“自我”概念。在西方文化背景下,即便是母亲,也是“自我”以外另一个独立的个体;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,“自我”包含着母亲,“母亲的”也是“自我的”。

西方文化的背景下的“自我”,是独立的。荣格派心理分析师艾利特·诺伊曼在他著名的《意识的起源与历史》著作中,明确探讨了西方人“自我”建立的过程。我们看看诺伊曼是怎么讲述的。

首先,在一个人建立自我的最初阶段,呈现混沌的状态。然后,在这个没有分化的整体性的混沌中,当自我的幼苗要萌发的时候,世界以太母的形象出现。太母有各种各样的形态,有像维纳斯那样重视肉体形象的太母,也有类似圣母玛利亚那种强调精神的太母。

在这样的太母中孕育的自我,进入下一阶段,体验到天与地、父与母、光明与黑暗、昼与夜的分离。这个阶段在西方神话中,往往是创世纪的故事,表现天地分离,黑暗中产生第一道曙光等等。

诺伊曼认为,人类意识的发展阶段,从这里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

这个阶段之前,是创世纪的神话,之后,则开始了英雄的神话。比如希腊神话里的很多英雄故事。

弗洛伊德借助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的故事,强调了“自我”发展的核心——“俄狄浦斯情结”。杀死父亲的俄狄浦斯象征着为了独立,自我必须战斗,“杀死父亲”。

父亲代表着社会文化规范。自我独立的过程,就是要争取从这个文化规范中获得自由的过程。打赢与父亲的战争,意味着自我终于获得了独立,完成了从幼小的个体到英雄的成长成熟。如同萨特所说:“通过激烈而深入地拒斥他人对我们的培养,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现在的样子。”

最终,“自我——英雄”的结局,通常是获得一位女性,并与之结婚。这代表着自我在获得自由后,通过一位女性作中介,再度与世界建立关系。而这种关系,已经不是之前未分化的孕育在太母之内自我与女性的关系,而是建立在已经完成的独立的自我之上的关系了。

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开始,“自我”的发展,就是一个幼崽成长为英雄的旅程。这段旅程包括三个阶段——幼崽“离开母亲”,儿子“杀死父亲”,英雄“娶到妻子”,由此完成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自我成熟。

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,“自我”是关系的。

儒家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上,强调“父父子子君君臣臣”,尤其看重家庭伦理道德。在这个文化体系中,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附和联系。整体大于个人,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,在所有的关系中,孝道又占据最首要的位置。

中国的英雄,都是“小英雄”,他的故事,是儿子拯救母亲的故事,什么“劈山救母”“雷峰塔倒了”。儿子替代父亲,充当勇士,拯救母亲。救出来后,娘儿俩抱头痛哭,承诺“永不分离”。

儿子生命中最大的事情,是救妈妈,他从小就不能做自己。然后他的妻子,再等他的儿子来拯救。这样一代又一代,中国女性身边,交替轮回本领巨大的儿子,和孱弱无能的丈夫。既然儿子替代了丈夫,那么中国女性与儿子,必然形成过度粘连的亲密关系。基本上,是妈妈中有儿子,儿子中有妈妈。

到目前为止,我们谈到的“自我”,指的都是“儿子”。因为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发展史,确实是男权文化的发展史。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,要到近现代了。

但是,“自我参照效应”不分男女中西,人人具有。而“母亲参照效应”,从资料上看不出来是男女都有,还是只针对中国男人。直观上,这个试验颇为男性色彩,我猜测,操作试验的心理学家可能是男性吧。

撇开男女之争,这篇文章吸引我的,在于针对香港人实验的那部分。我在想,一个人如果同时具有中国与西方双重文化背景,大脑神经不断地从与母亲的“形影不离”到“路人甲乙”,这么跳来跳去,会不会跳出毛病?

我的外甥女十二岁去了多伦多,也入了加拿大籍,目前在全球专业排名第一的大学读精算。是我们全家人的“心头宝”。可是,宝贝学业上虽然优秀,心理上却时常迷茫于“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?”“我要听妈妈的话还是做我自己?”等问题,在自我or孝顺、中华or西化上,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。她的困惑与冲突,让我这个做小姨的看在眼里,疼在心头。

孩子换了环境生活,也换了文化伦理。表面上看来安然无恙,实际呢,不仅心理诸多冲突,连大脑也不得消停,总在跟妈妈“合住”,或者与妈妈“陌路”之间跳转。这种能量消耗,难免极大地影响她的学习状态,交友生活。

所以,要想孩子跟老娘永远“二合一”,父母就别送孩子出国了。要是送孩子出国,那就让孩子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,好好树立起自我,放弃孩子永远依恋母亲的幻想,接受你的孩子跟你成为“路人甲乙”吧。

 

 



文章编辑:萍聚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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